本期《戰略安全研析》以「亞洲安全新局勢」為主題,共收錄七篇文章,依序評論第13屆香格里拉會議、亞信會議、克里米亞危機、美菲「肩並肩」聯合演習、以及連習會等近期亞太重要國際事件,並從中探討美中俄三角關係的變化對亞太地區的影響以及台灣的因應戰略。 首先,5月30日至6月1日在新加坡所舉行的第13屆香格里拉會議(Shangari-La Dialogue,簡稱SLD),不論從與會人數、或從國家與國際組織代表團的出席狀況而言,都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這顯示亞太地區已成為國際政治的重心。本次會議媒體焦點是美國國防部長赫格爾(Chuck Hagel)和中國副總參謀長王冠中雙方針對南海主權爭議的相互抨擊,而此事件背後卻與美中近年關係不睦息息相關;而美國則利用中國強調「主權歸我」並對相關國家展現強勢作為之際,鞏固其與日本、菲律賓、越南的盟友關係,以平衡中國在此地的影響力。 略早於香格里拉會議,中國所主導之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簡稱亞信CICA)於5月20至21日在上海舉辦。此次會議,中國提出「亞洲新安全觀」,倡議建構「亞洲事務由亞洲國家自行解決」的安全新機制,目的除了以與中亞諸國聯合反恐為由鞏固其對中亞的影響力之外,更欲進而取代美國在東亞的領導角色。與中俄在會中擺出聯手抗美態勢相對照 的是,日、越、菲等國此次均未派高層代表與會,可看出現今亞洲局勢已分為陸地亞洲與海洋亞洲,兩者在戰 略安全與夥伴選擇上壁壘分明。
首先,針對歐巴馬亞洲行方面,美國希望能夠藉由此行修復交惡的日-韓關係,因作為亞洲安全政策兩大支柱的日本與韓國,彼此之間若存在矛盾將對於美國重返亞洲制衡中國大陸的策略甚為不利。若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立場而言,除「三枝箭」的三階段刺激經濟政策之外,尚需要參與美國所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以維持其經濟發展與亞太經濟整合的推動;在區域安全層次上,則是希望能夠調整過去美-日關係,除在《美日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的強化方面繼續取得美國的支持外,積極發展「亞洲安保四角」促進與美國、印度、紐澳的合作以反制中國大陸的軍事擴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仍持續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所推動的東亞自由貿易區與澳洲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希望能藉此讓美國在牛肉議題上讓步,限縮「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對於日本農林水產部門的威脅。
首先,雖然東協與中國大陸曾於2002年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簡稱DoC),然而就2013年底中國大陸遼寧號航母在南海地區實施訓練與近期的緊張情勢來看,未來南海仍有潛在衝突爆發之可能。南海主權聲索方對於主權歸屬及專屬經濟海域劃界的問題依舊各持己見,更考驗東協對此爭端解決的能力。相較於東海防空識別區被視為是釣魚島主權爭議的延續,南海爭端牽涉國家甚多,區域潛在衝突可能性更大,再加上中國大陸於2013年11月29日所修訂之《海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辦法》,同樣引起國際間的高度關注。